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对广阔现实和宏大历史的深思，是对驳杂的碎片化的个人经验的整理；它是对盛大景观的发现，是对深幽人性的砥砺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岳雯

  站在时光的界碑上回望2008年，谁也无法否认，这个被人们翘首盼望的年份，以一种雷霆万钧、裹挟一切的架势袭来，席卷、改造甚至颠覆了许多人的生活。2008年的文学生活却异常的冷静而沉着。作家们从喧嚣的时代生活中抽身出来，从经验深入到心灵，从心灵深入到精神，构筑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全然关乎人的，是更为深刻的真实。这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真实的不是经验的事实、表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生活秩序的事实、带着泥土味的人的事实；真实的是人的精神深度、人的精神命运、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魔鬼的关系；真实的是人因之而活着的思想。”

  自由

  如果将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归结为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就是人和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我的神》的出现，为2008年的长篇小说标示了一个精神高度，无可辩驳地成为2008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

  邓一光在这部小说中，试图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以及人类为了自由所付出实践之后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邓一光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种自由：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所谓感性的自由，是天生的，不需要被追问和质疑就自然而然存在的自由，它在父辈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俨然天神一般的人物，他们是神比照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他们果敢、强悍、坚韧。在他们眼里，世界是浑然一体的，真理以某种朴素而清晰的样子展开它自身。他们用朴素的理想和果敢的行动毫不留情地蔑视并且摧毁旧世界的压制，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除了胜利，奴隶们什么也不要！”这是乌力图古拉的豪语，也是刻在他们命运之图上的符码。

  相比之下，子辈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战争年代的生活逻辑已然不能全面覆盖人的日常生活，生存的荒诞性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没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可供他们去遵循，除了出发，去寻找内心的自由，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这种自由，必然是经过否定、挣扎、质疑、追问、求证的自由，是谓之理性的自由。对理性自由的寻找具体落实在了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兄弟身上。其中，乌力天赫承担了思考者的职责。而乌力天扬则辗转于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甘心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因为他要寻回他的信仰，去做他所信仰之事。如果说，乌力天赫象征“思”的话，乌力天扬则意味着“行”。邓一光正是在“思”与“行”中，在激情与思辨中，在宏大与平常中一再追问“自由”的含义。他敏锐地体察到自由之艰难，“人类的灵魂在经历着罪恶和苦难，它们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人类向往的自由。自由同时指向天堂和地狱，它是一孔双眼泉，既是善之源，也是恶之源，人类的罪恶和苦难正产生于这里。”可是，即便如此，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因为，我们都是热爱自由的生命。同时，他提醒我们，在寻找生命中的自由时，我们应该同时寻找到和生命的自由相适应的限制性力量。

  自我

  这一年，有一些异质性的小说开始浮出水面。面对这样一些小说，我们常常会手足无措，无法置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小说透露出来一些陌生气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尤其是那些隐秘的不为人所知的角落。吴玄的《陌生人》、赵本夫的《无土时代》、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小说。

  复述《陌生人》所讲述的故事，似乎是一件颇为“无聊”的事情。故事从何开来大学毕业以后讲起，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样，何开来选择回到县城。对于工作，他没什么追求；对待亲人，他漠不关心；哪怕是对待爱情，他也是疏离的。简单地说，不断逃离、不断后退构成了何开来的人生，也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内核。“无聊”就是何开来的生存困境。显然，他并不是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孤立无援的形象。对此，大多数评论者，包括吴玄自己也相信，俄国莱蒙托夫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法国加缪的“局外人”形象，都是“陌生人”的精神俦侣。当然，我们也都相信，“陌生人”是不同于“多余人”、“局外人”的。吴玄自己也在努力阐释“陌生人”的独特之处。“多余人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物，局外人是20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陌生人是后现代的人物，是对自我也感到陌生的那种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他一样把自身放逐在零度空间里的，更多的人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追寻着自我。在我看来，《无土时代》正是在想象中展开了这样一幅图景。石陀就一直在寻找柴门，因为这个叫柴门的作者主要写乡村和旷野，作品里有着深厚的大地情结。与此同时，方全林也在寻找天易，因为天易带走了大瓦屋家的魂魄——土地。石陀是谁？石陀是木城出版社的总编辑，他提出过一个政协提案，核心内容是“……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脚踏实地，让树木花草自由地生长……”他执著地在业余时间到马路上掏出小锤子用力砸开水泥地、露出自然的黑土。柴门是谁呢？“柴门完全是一个没头没脑、不知来历、不知籍贯、不知年龄甚至不知男女的人”，他“像一位衣袂飘荡的智者，站在荒原的一处高山上，远远打量人间浮华的都会，目光里都是怜悯和无奈”。也许，石陀、柴门、天易是一个人精神深处分裂的多面。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处，神秘又不知所踪。终其一生，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找到那个神游的自我。

  爱

  “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是人类精神形象的组成部分。2008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的书写占据了女性文本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就像她大多数作品一样，《小姨多鹤》依然是在追踪一个女人的命运。惨烈的故事开端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战争所遗弃的人们从此开始了对自己命运的一次次突袭。终其一生，日本孤女多鹤都在这样的梦魇中挣扎。一个已经失掉一切的女人，尚未准备好如何应对生活的战争时，战争就已经将她一次次抛弃在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四周都是茫然，是她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的世俗人情，是她不触摸也不愿意触摸的历史空白。她就这样孤零零地生活着，在生与死之间，在爱与不爱之间。她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她的子宫，生出自己的亲人，在孩子的眉眼间，复活她强大的对祖辈的归系。她是如此强大，凭借这样的信念一点点地在一个中国家庭里营造她的日本和她的代浪村；她又是如此软弱，只有在与张俭的情感纠缠中才能找到生活下去的动力。

  同样具备强大的爱的能力的，还有生活在15世纪蒙古大漠上的洪高娃。她生活在时光深处，也生活在我们历史记忆的空白处。是的，我们谈论的是凌力的历史小说《北方佳人》，她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重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现场，铺陈故事，辨析历史，考察“朱明亡元，元帝北奔”以后，这个昔日强盛的民族是如何诊疗自己的灵魂，又是如何在泥沼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小说以两个女性——黄金家族的公主萨木儿和有草原第一美女之称的洪高娃为叙述中心，发掘湮没于时光中的民族史。令人难忘的是，小说写到洪高娃在经历了生活加诸给她的高低起伏以后，得悉自己心中最爱的奉为神祇的男人并未死去，而是苟活于人世的时候，真是飞来神笔。对于情爱信仰的崩塌足以毁灭一个人的生存信念。在情感的细腻描写中显示出了小说的深度。

  目光

  我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也想知道在他人眼里我们是什么样子。这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因此，我格外赞赏毕飞宇的努力，他勇敢地穿过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将黑暗中的光明指给我们看。我敢断定，《推拿》和《我是我的神》一起，构成了2008年乃至近些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推拿》是关于“他人”的故事。当然，你们肯定已经知道或者猜到，这个“他人”是盲人。相对于“正常人”，盲人有自身的局限性。因为看不见，他们的生存就格外用力，也格外艰难。“健全人永远也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彪悍的马力。”可是，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恰恰是盲人明亮的目光。正是因为看不见，他们小心翼翼地求证生活，调动自己的全身力量迎战生活。在健全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们周到得多；在健全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心明眼亮。毕飞宇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世界。理解他人，不仅是一个小说家的天职，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他沉迷于各种各样细微的体验，用足够的耐心去挖掘人的内在丰富性，去揭示隐藏在人物内部的光。

  如果小说止步于此，它依然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毕飞宇的叙述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得以进入那些“遥远”人群的心灵世界。我意识到盲人兄弟姐妹们也生活在我的疆界之内，参与了“我”的构成。但是，毕飞宇将他的思考又推进了一层。还记得读到小说结尾时，护士眼中的目光，让我悚然而惊。这令我意识到，这“最普通、最广泛、最平常”的目光，在层层叠叠之中恍若镜子；在互相投射中暴露我们的幻觉和疑难，看到了我们难以聚焦、难以安定的精神境遇。

  知识

  仓促而行的时代像一个万花筒，不停歇地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知识对于世道和人心究竟有多少助益，精神人格又是否会随着认识的拓宽而增强？这一年，作家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把笔触对准了大学教授这一群体，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发现精神的强光。

  阎连科的《风雅颂》和邱华栋的《教授》无疑是把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被遮蔽的生活撕开一个口子，将他们与这个时代连接的纷繁、琐细的生活呈现给我们，也将他们的软弱和虚无揭示给我们。《风雅颂》有这样一个细节：知名学府里的老师杨科回到家乡后，孩子的父母接踵而至，纷纷要求杨老师摸一摸孩子的头，其理由是，这么大的教授摸了孩子的头，孩子一定会聪明。这个极富意味的细节，生动地描摹出古老中国对知识的渴慕之情。无独有偶，《教授》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在南澳市，“我”亲眼目睹了经济学教授赵亮的一场演讲。这场演讲是收费的，每个听众要交纳5000元的听讲费。他演讲的题目是“股市如何冲上一万点”。小说这样写道：“他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巫师，一个传道的牧师，一个要带给大家信心和意义的，以经济和发财为宗教的现代大宗师。”这是现代社会的知识——权力和知识——财富逻辑。可是，我们的疑问是，单凭知识，能支撑起强健的人格吗？

  《风雅颂》似乎讲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故事。一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回到家乡，与妓女们厮混，最后退守到“诗经古城”，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这样一位以《诗经》研究为业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里，却一再溃逃，内心的荒凉可见一斑。《教授》则提供了关于“教授”的另外一幅图景。经济学教授赵亮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混迹于名利场中，充当了政客——商人这一利益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财富与名望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却不断被削弱。

  与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相遇时，我总是无比伤怀，他们时时在提醒我：这是一个多么喧嚣和浅薄的时代，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与社会的较量中无不落荒而逃。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作家们在展现这一切的同时，在作召唤幸福、正义、爱、希望、生命等一切神圣价值的努力。也许就技艺角度而言，这些小说还不是那么成熟和精致，可是，正因为有了作家的努力，他们的创造也值得我们尊重。

  很多时候，我都会问自己，在各种媒体带来更丰富、更直接体验的今天，我为什么还会将兴趣集中在“小说”这一件“小事”之上。或许，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对广阔现实和宏大历史的深思，是对驳杂的碎片化的个人经验的整理；它是对盛大景观的发现，是对深幽人性的砥砺。